1938年深秋，柳州火车站弥漫着铁锈与焦煤的气味。一列伤痕累累的专列喘着粗气驶入站台，车身上弹痕累累如同刻满苦难的碑文。站台上，我的太祖父攥着怀表——他是柳州铁路局最年轻的调度员，此刻正要指挥一场生死转移。

“全是上海来的机器！”老师傅扯着嘶哑的嗓子喊。车厢里不是逃难的民众，而是上百台精密机床、冲压设备，甚至还有整座炼钢炉的部件。这是长三角地区工业血脉的最后火种。

日军轰炸机在云层间嗡鸣。太祖父突然发现：最大件的龙门吊卡在平板车上无法卸下。十八岁的他爬上摇摇欲坠的车顶，用铁锤砸开变形的固定栓。弹片擦过他的耳际，鲜血滴在冰冷的钢轨上。

“保住机器，就是保住反击的拳头！”总工程师的呐喊穿透爆炸声。最终当所有设备安全转入鹅山下的防空洞时，人们发现太祖父的左手小指被绞链压断，他却笑着说：“用一指换百台机器，值！”

此后的岁月里，这些机器在山洞中轰鸣不息。柳州工人用江南的精密技术与桂北的坚韧，造出第一批“广西制”步枪、第一台野战电话机、第一批标准铁路配件。湘桂铁路成了抗战物资运输的大动脉，而柳州就是这颗钢铁心脏最有力的搏动。

八十载春秋掠过，我在柳州工业博物馆见到那台锈迹斑斑的龙门吊。讲解员指着展板说：“当年有个年轻调度员，在这里失去了手指……”玻璃展柜里，太祖父的怀表永远停在下午四点——那是第一批自制子弹下线的时刻。

窗外，新时代的高铁列车呼啸而过。铁轨依旧延展向远方，如同永不折断的民族脊梁。我忽然明白：所谓传承，就是让曾经的断指与今天的指纹，共同触摸民族复兴的脉搏。那些机器轰鸣声从未远去，它们已化作这座城市DNA里的钢铁意志，在每一声建设的号子里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