溪还是那道溪，只是水声瘦了些，在卵石间曲折地呜咽着。我挽起裤管，赤足探入水中——凉，还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凉。小时候总嫌这溪太闹，如今却觉静得让人心慌。手探进石缝里摸索，指尖触到那滑腻的鳞片时，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恍惚。

鱼尾在掌心挣扎，水花溅湿了衣裳。忽然想起，很多年前也是这样湿漉漉的下午，我和大壮、还有翠芬，就在这石头滩上摸鱼。那时的鱼好像也更多些，也更笨些。翠芬总是摸得最多，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，把最大的那条塞给我：“阿川，你读书费脑子，多吃鱼聪明。”

后来，我们都不摸鱼了。大壮去了南边的厂子，翠芬——村里人都叫她村花了——嫁到了山外面的县城。我去了更远的地方，像一株蒲公英，被命运的风吹着，落在了一个叫“梦想”的荒野上。只有这条溪，还日复一日地流着，把我们的倒影都冲淡了。

直起身，腰有些酸了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得够不着自己。提着串鱼往村里走，水泥路是新铺的，硬邦邦地硌着脚。路过村口的老槐树，树下空着。从前那儿永远聚着人，下棋的，闲谈的，孩子们追逐打闹。现在，只有树身上我们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名字，被岁月撑开了裂口，模糊得快要认不清。

经过村委那排矮房，门虚掩着，里头黑漆漆的。村长还是不着家。听隔壁六婶说，他一天到晚往镇上、县里跑，要项目，要修路，要拉投资，嘴唇磨薄了，头发也跑白了。我们这个藏在山褶里的村子，像他背在背上越来越沉、却又舍不得放下的孩子。他或许不再是那个能一嗓子喊停打群架的少年，但把整个村庄的未来，当成了自己要摸的、最大的一条鱼。

走到翠芬家的老屋前，门锁着，锁眼都生了锈。院里那棵她最宝贝的月季，倒从墙头探出几朵惨淡的花来。前年她回来过年，抱着刚满岁的孩子，站在这里看了很久。我们客气地寒暄，中间隔着叫“光阴”的东西，比面前这堵墙还厚。她说城里很好，就是听不见溪水声，睡不着。她递给我一包糖，说是喜糖，补上的。糖很甜，甜得发苦。她远嫁时，我没赶上。村花远嫁，偶尔回村，带回的却是我们都已走不出的、她的另一座人生庭院。

暮色一层层染上来，炊烟稀稀拉拉，唤不回四散的人。饭桌上，母亲把鱼烧得喷香，父亲默默抿着酒。他们问起我的工作、生活，我答得天花乱坠，把那些挤地铁的疲惫、加班的深夜、看不见未来的焦虑，都就着鱼汤咽了下去。我只说，都好。

夜里睡不着，登上屋顶。山村的夜真黑，真静，静得能听见星星翻身的声音。远处高速路上偶尔划过车灯的光痕，像流星，载着别人的奔赴。当年，我们这些村民，也是像风一样的少年去追梦，以为能把世界攥在手里。风往哪里吹，我们就往哪里跑，跑丢了草鞋，跑散了伙伴，跑得忘了为什么出发。

可风总有歇脚的时候。

它要回到山谷，辨认自己的来处；要拂过旧苔，掂量自己的重量。此刻我躺在老屋的屋顶，像一条离水太久的鱼，终于被放回记忆的溪流。摸到的，是冰冷的现实；摸不到的，是滚烫的当年。

但或许，归来本身，就是一次对梦想的重新打捞。捞起那份被溪水冲刷却未曾圆滑的初心，确认我们无论漂泊多远，总有一个坐标系，原点在此，在每一次深情的“摸鱼”与回望里。

天边泛起蟹壳青时，溪水声又隐约传来。我忽然觉得，我们可能永远摸不到心中最想要的那条“鱼”了。

但俯身去摸的这个姿势，本身就成了故乡养大的人，一生无法褪去的胎记。